近日，《纽约时报》发文指出，早在20世纪初期，中国检疫、防疫事业先驱伍连德主张的防鼠疫措施就值得如今各国在防控新冠疫情时借鉴。以下是对其原文的编译。

1910年末，一场致命的瘟疫开始在中国的东北部蔓延，并很快延及大城市哈尔滨。成千上万的人咳血，皮肤萎缩变紫，最终死亡。

这次疫情让当时的清政府陷入混乱，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疾病导致了这些人的死亡，更不用说如何控制了。因此，他们聘请了当时亚洲受过最好培训的医生之一伍连德。在进行尸检之后，伍连德发现了鼠疫杆菌，它和在西方引发黑死病的细菌类似。他认为这场瘟疫是一种呼吸系统疾病，于是敦促每个人，尤其是医护人员和执法人员戴上口罩。当时的清政府听取了他的建议，要求人们佩戴口罩，并在巡警监督下实施了严格的封锁。在请来伍连德4个月后，这场瘟疫便结束了。

虽然经常被西方国家忽视，但在世界历史上，伍连德被公认为公共卫生的先驱。他帮助改变了一种通过飞沫传播的呼吸道疾病进程，因为这场瘟疫原本可能在20世纪初摧毁中国，甚至蔓延至国外。

当时的中国人遵循了这些防疫措施，因此，在21世纪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在最初虽然遭遇了挑战，但历史的经验帮助他们扭转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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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很难让人们听取他们的建议。随着许多美国人放弃戴口罩，那些感染风险仍然很高、人们对接种疫苗犹豫不决的地区恢复正常就更难了。因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开始关注伍连德的成功经验。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新冠病毒，也是在寻找未来应对其他疫情的经验。

一些研究伍连德的学者从他的经验中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人无法拯救一个国家。其中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怀特（Alexandre White）表示：“我们不能总是等待历史人物的出现。”相反，他和其他专家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需要考虑其不公平和令人担忧的公共卫生系统，以便能够更好地应对健康威胁。

伍连德经常被誉为“口罩背后的人”——发明了用口罩防止呼吸道疾病传播的方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历史学家玛尔塔·汉森（Marta Hanson）却认为，这些叙述大部分是伍连德自传中的内容，因为当时口罩已经在其他国家出现，甚至在他到哈尔滨之前，一些中国人已经戴上了日式呼吸器。

事实是，伍连德向中国公众介绍并鼓励了一种诞生于西方的观念。他是根据维多利亚时代的呼吸机设计的口罩：用层层棉质和纱布填充，再用绳子把口罩固定在头上。这种口罩成本低且容易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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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佩戴口罩，当时的清政府还实施了严格的卫生警戒措施，而这种方法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被法国官员试图控制黄热病传播所使用。此外，还有限制出行措施，清政府官员严禁任何人出门，警察挨家挨户地寻找死于瘟疫的人。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也实施了其中的部分类似措施，如严格限制了武汉周边地区的交通，居民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才能离家。

20世纪初，鼠疫在中国得到控制后的那个春天，伍连德主持了国际鼠疫大会。呼吸器和口罩是当时讨论的焦点，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它们可以有效预防鼠疫。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1918-1919年），佩戴口罩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成为政治交锋的热点。

但在中国，民众佩戴口罩的观念一直存在。1928年国民党上台后，纱布口罩成为国民党防控传染病的一个重要工具。后来在中国暴发霍乱时，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官员就建议所有公民在公共场所佩戴纱布口罩。汉森表示，到那时，口罩已经成为卫生现代化的象征，促进了今天中国民众对戴口罩的接受程度。21世纪初，非典疫情再次使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认识到口罩和其他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必要性。

医学历史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探究了伍连德当时能够成功说服中国政府控制鼠疫的原因。医学历史学家认为，一个因素可能是，他让口罩变得便宜且容易买到。中国香港在新冠疫情期间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为每位居民提供一个免费的、可重复使用的口罩，并在公共场所设立了分发口罩的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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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表示，在这场新冠疫情期间为其公民提供重大支持以遵守公共卫生命令的国家，总体上比把同样的措施留给个人的国家控制得更好。科罗拉多州健康基金会（Colorado Health Foundation）的政策倡导高级主任凯尔·莱格莱特（Kyle Legleiter）也表示，采取的公共卫生措施可负担和可获得性越高，被采用的可能性就越大。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则认为，另一个因素是伍连德被视为权威人物，受到民众和官员的尊敬。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虽然美国新冠疫情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福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知名公共卫生人物，他所扮演的角色与伍连德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相似，但美国在政治立场上两极分化加剧，他的很多建议总被忽视。

莱格莱特也表示，只有在公众认同或信任权威人物的情况下，公共卫生信息才能渗透到人们中间。同样，一些专家认为，当前的新冠疫情暴露了英美和其他西方国家公共卫生系统的缺陷，这可以成为变革的催化剂。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专门研究清朝和现代中国的医学历史学家露丝·罗加斯基（Ruth Rogaski）认为，新冠疫情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具有激励作用。这次新冠疫情是一个拐点，可能是思考、重建甚至改革公共卫生系统的机会。